“教育产业化之父”汤敏
刚刚发展数年的大学“教育产业化”似乎留下诸多伤痕:大学扩招“大跃进”,大学攀比升格和盲目合并,“大学城圈地运动”等等,当中国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型到大众教育的同时,也潜伏了许多隐患。
外贸不力,内需不振,普遍被认为是1998—1999年间倡导“教育产业化”外在因素。有经济学者献策:以教育产业拉动内需,因为教育收费将是逼使国民消费的好办法,中国人向来哪怕省吃俭用,但孩子上学的钱断然不会省的。
无论如何学大教育收费价格表,当时最经典的测算是这样的:“以每年25%-30%的扩招速度,三年内使我国高校的招生量扩大一倍,从每年200万人扩大到400万人,新增学生全额自费,即每人年均缴学费1万元,每年可收取学费200个亿,这部分学生在校增加消费40亿,根据我国的投资乘数估算,这240亿可拉动1000亿的投资和最终消费……”
这样的测算没有考虑到1万元对一位靠种2亩水田过活的湖北农民意味着什么。
因而也有人说教育产业化失败就失败在:刚好从2000年左右开始,中国农民收入连续几年不增长甚至负增长,陷于相对贫困的窘境;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国企改革也进入了攻坚战,产生了大量极贫的下岗工人。
但是学大教育收费价格表学大教育收费价格表,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对记者说:“我觉得这些都是表象,真正的根源是:政府没钱或者不愿意出更多的钱学大教育收费价格表:大学生的培养成本到底是多少,却又急于实现教育的高速发展,于是以教育产业化的名义将成本转嫁到国民身上。” 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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